第九十二章 七十年前,错过的机会_天启:大明难救,续命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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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二章 七十年前,错过的机会

  厚厚的文书放朱由校面前,他坐在大殿上方,枢密院的年轻人站在大点下方中间的大堂上,而内阁老臣们端坐两旁,打量着年轻人们。

  其实年轻人们与内阁的的老臣,私下里都是见过面的。这位刚刚入京为官、在官场上经资历尚浅的年轻人,那肯定要从上到下都是要见一面,登门“拜访”,打点一番的,一是疏通人脉,以更好地快速融入这个整体;二来,也能打听一些京城官场上的规矩。内阁是这个帝国的权力中枢,自然是拜访的重要目标。

  而阁老们也都清醒地明白,当今天子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主,所以对这个刚刚设立的并被皇帝寄予厚望的部门也是十分的重视,很感兴趣。

  但他们不能主动邀请这些年轻人,一来不合规矩,长幼尊卑;二来未尝不有结党之嫌,虽然如今的大明朝野叫得上名字的官员多少都有些党派的影响,但是结党营私总归来说不是一个好词。况且皇帝刚刚召见这些年轻人,如果马上主动与之见面,皇帝又会怎么想呢?

  所以熟知官场规矩的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些年轻人的登门,并基于热情的欢迎,以关爱下属、提携后辈的宽厚长者的形象。

  逢年过节的时候,疏密院的年轻人们也是会像其他官员一样给阁老们送些礼物,以表心意的。

  但是在这种正式场合,双方还是第一次见面的。朱由校看着面前桌子上的文件,又看了看站在中间,等待皇帝回复并且被大学士看得紧张的顾问们,瞧了一眼两旁对文案内容有些好奇的大学士。

  他只觉得气氛变得似乎有些尴尬。

  “从今日,枢密院的文案一式两份,一份给我,一份送往内阁吧。”

  当时之所以如此安排,让枢密院的文件只送给自己一人。除了保密以外,也有对内阁的不信任;这种举动虽然有些好处,但是却容易让君臣产生间隙,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,也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官员们的孤立。

  而现在情况不同,那个已经与自己彻底一心,君臣一体,再把他们完全的排除在外,已经没有必要了。此时,大明的决策层、统治集团的核心层已经达成了思想上的统一,改革要速了。

  “臣遵旨。”张慎言起身答到。

  “别站着了,赐座。”顾问们站在低处,而三面都有目光,朱由校能感受到他们的紧张。

  听了这话,他们立马谢恩,随后很规矩的坐到了老人们的后面,长幼有序。

  朱由校也坐了下来,开始认认真真的阅读这份草案。

  一翻开文案,发现第一页的并不是草案,而是一篇疏:

  “其大者曰宗室骄恣,曰庶官疾旷,曰吏治因循,曰边备未修,曰财用大亏,其他为圣明之累者,不可以悉举,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。”

  文章开篇便提出了如今大明的五大弊病,十分恰当合理。粗看了一遍觉得眼熟,细想一番才发现似乎是张居正的《论时政疏》。朱由校脸色有些古怪,内心很是起伏。

  张居正在自己将其平反后,口碑在官方之中也是快速的回升,这位大政治家、大改革家的许多仁政、善政也被重新赋予了应有的评价,而许多嗅觉敏锐,政治敏感的官员们也感受到变革的预兆。

  在今日,这群尚且稚嫩的改革者引用的这篇大改革家的雄文,让朱由校觉得有些振奋。可又看了看文章,数十年前,张居正提到的那些问题,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的大明依然存在着,并且几乎没有丝毫的好转,又使他不由得有些唏嘘。

  这篇文章,张居正20多岁刚刚入朝为官,是写给嘉靖皇帝的,可惜结果却是石沉大海,完全没有任何反响。而今天这些年轻人就坐在自己旁边,朱由校誓要闹个地府点赞。。

  “今一、二宗藩,不思师法祖训,制节谨度,以承天休……陵轹有司,朘刻小民,以纵其欲。”

  “今国家于人材,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,而使之又不当其器,一言议及,辄见逐去,及至缺乏,又不得已,轮资逐格而叙进之,所进或颇不逮所去……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。”

  “考课不严,名实不核,守令之于监司,奔走承顺而已……贿多者阶崇,巧宦者秩进……正直之道塞,势利之俗成,民之利病,俗之污隆,孰有留意于此者乎?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。”

  “今虏骄日久……小入则小利,大入则大利。边圉之臣皆务一切,幸而不为大害,则欣然而喜,无复有为万世之利,建难胜之策者……边备未修者此也。”

  看到这里,朱由校想到去年辽东的沦陷,心中有这极大的悲愤,随后又提朝中的大臣当感到可耻。可惜,现在的朝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然是无耻之耻一一无耻也。

  当时是嘉靖末年,张居正认为边患在蒙古,那时也确实如此,女真在当时还是大明的臣属,建洲也是大明的属地,觉昌安(努尔哈赤的祖父)还是大明的官员。可如今呢,蒙古的危机犹在,而后真女真却成为了心腹之患;七十多年过去了,情况不但没有好转,反而愈演愈劣。

  朱由校继续的往下看。

  “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,虽至过费,何遂空乏乎?则所以耗之者,非一端故也……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。

  张居正认为当时的大明朝,最大的问题有五:宗室骄横,占用过多国家资源;政府人事任免有巨大问题,年轻有能力的人因为资历无法上升,大量官职被不合格的人占据;官员贪污腐化,尸位素餐;监察部门已经夯沉一气,同流合污;国家财政入不敷出,每年都出现巨额赤字,许多重要的朝廷事务由于缺钱而无法办理;言路闭塞。

  看完这篇议引文,朱由校站了起来,收拾了下面的群臣一圈,开口说道:

  “张居正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把大明的问题全都提了出来。可六十年后的今天,我们依然没有让他们解决。朝廷诸公都应当为此感到羞愧。”

  随后,他又将头转过去,看向了枢密院的的顾问们:“你们找到了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吗?草案写的是哪方面的?”

  沈廷扬站了起来:“回陛下,上柱国(张居正死后追赠的官职)不仅仅提出了问题,他也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。”

  听了这番,朱由校重新坐下,继续翻看起来。在《论时政疏》的后面是张居正的又一篇文章《陈六事疏》,这是已经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提出的解决问题,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在隆庆时期上书,希望皇帝支持改革,可惜依然是石沉大海一一隆庆皇帝没有采纳张居正的建议。仅批示一句:“知道了。“就将这一份充分体现张居正改革思想的文件束之高阁。

  朱由校对这个故事的经过有大致的了解,但这篇文章不论是前世还是今生,他都未曾仔细看过。

  六事指的就是六个他认为大明政府需要紧急处理的重要事务:

  一曰省议论:

  “臣闻天下之事,虑之贵详,行之贵力,谋在于众,断在于独。……臣窃见顷年以来,朝廷之间,议论太多,政多分更,事无统纪……伏望皇上主宰化机,扫无用之虚词,求躬行之实效。欲为一事,须审之于初,务求停当,及计虑已审,即断而行之。”

  在张居正看来,为害最大的便是“议论”,大臣们互相攻讦,否定对方的政策与提案,但他们所支持或反对的却并不是事物本身,这也造成了国家无休无止的内耗与极低的的效率。

  朱由校看了也很认同,因为这与自己加强皇权收回权力,乾坤独断的目的相吻合。

  二曰振纪纲:

  “近年以来,纪纲不肃,法度不行,上下务为姑息,百事悉从委徇,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,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,法之所加,唯在于微贱,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……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、普离照之明,张法纪以肃群工,揽权纲而贞百度,刑赏予夺,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。”

 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其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,使统治阶级为了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赋予合理性、合法性,同时又不得不向被统治阶级进行一定妥协的产物。

  在此时国家的法律被践踏,被这个国家的主人。财富与权力相互勾结,庶民何以为生。将整个国家用法律与纪律进行贯彻,清理吏治,这也符合朱由校的心思。

  三曰重诏令:

  “应勘应报,奉旨行下者,各地方官尤属迟慢,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……伏望敕下部、院等衙门,凡大小事务,既奉明旨,须数日之内,即行题复……严立限期,责令上紧奏报,该部置立号簿,发记注销。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,从实查参,坐以违制之罪,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。”

  这里指出的是官僚的惰性,互相推脱,导致整个政府运行的效率极低。而张居正的建议包含着两个方面,即立威与立法。立法,指的是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,也就是“考成法”。

  关于立威的问题,张居正关心的不仅是君主的绝对权威,而是注重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,重新树立政府的权威。

  但是由于身份的原因,朱由校必然会对此进行一定的扭解。他要的不仅仅是树立政府的权威,正要更要树立皇帝的绝对威权。

  他要建立一个以自已为核心的,由忠诚的技术官僚与军官团所组成的统治系统,并且寻求在实质上控制社会中的一切方面,不论经济、教育、艺术、宗教、科学还是道德,将官方宣告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最深处。

  四曰核名实:

  “今用人,称人之才,不必试之而以事,任之以事,不必更考其成,及至贲事之时,又未必明正其罪……士大夫务为声称,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……臣愿皇上慎重名器,爱惜爵赏,用人必考其终,授任必求其当,有功于国家,即千金之赏,通侯之印,亦不宜吝,无功于国家,虽颦睨之微,敝袴之贱,亦勿轻予;吏部严课之法,审名实之归,毋得概引复职,滥给恩典。”

  综核名实是张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,基本内涵是根据实际政务考课官员,以求解决官僚体制中人的素质和使用问题。

  五曰固邦本:

  “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……臣窃以为,矫枉必须过正,当民穷财尽之时,若不痛加省节,恐不能救也。伏望皇上轸念民穷,加惠邦本,于凡不急工程,无益征办,一切停免……吏部,慎选良吏,牧养小民,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,不次擢用,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,其贪污显著者,严限追赃,押发各边……豪强兼并,赋役不均,花分诡寄,恃顽不纳田粮,偏累小民。各衙门在官钱粮,漫无稽查,假公济私,官吏滋弊。”

  在这一部分,朱由校看到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。在整个封建时代,底层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,他们的疾苦不被察知、所受的压榨无处申诉,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,“非民之好乱,本于吏治不清,贪官为害耳”。

  这一点朱由校,也是知道的,“致理之道,惟在于安民生,安民之要,惟在于察吏治”,而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“赏、罚、用、舍“四字而已。可惜知道归知道,朱优秀还是太年轻,没有过多的政治手腕,难以知行合一。

  六曰饬武备:

  “夫兵不患少而患弱,今军伍虽缺,而粮籍具存,若能按籍征求,清查影占,随宜募补着实训练,何患无兵……目前自守之策,莫要于选择边吏,团练乡兵,并守墩堡,令民收保,时简精锐,出其空虚以制之……”

  看完了这篇文章,朱由校看着底下的群臣,大家都一言不发,无言以对。

  七十年前,一个人提出问题,同时又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,并且为了解决现实问题,不断的努力实践与探索。而今天,一切与七十前别无二致,甚至变得更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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